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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到六四的成因,其實有很多層面可供討論,除了你所指出的直接因素外,共產黨內的派系爭鬥也是原因之一。

如果要論及1980年代的學運,或許不該只單論六四學運。早在1985年9月(紀念918事件)有反日本軍國主義的學運,雖然某些研究者認為這個學運有官方人士介入,有經過有心人士煽動的可能性,然而,在該次學運中,除了批叛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過於侑和外,也批評了其他國內政策,故我個人把該次學運理解為1980年代學運的啟始。而後,1986年12月在地方各省所出現的學運,批判了國內經濟、政治改革遅緩,不見建樹;這次學運直接成為共產黨內保守派鬥垮胡耀邦的藉口,認為學運的產生遠因由於胡耀邦在1983年反對反資本主義思想鬥爭(反精神污染)的活動,而胡耀邦對於學運人士諸如方勵之、劉賓雁等人過於寬容,則為學運產生的近因。保守派在1987年初雖一度氣焰高張,但在1987年的第13屆黨大會,選出趙紫陽任總書記後,改革派的統治及改革續航乃大勢底定。

依此脈絡,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遠因亦如是,黨內保守派力主鎮壓,改革派則有疑慮,黨內的權力角力再次上演(如果「天安門文件 Tiananmen Paper」可信的話,這點在其中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証明)。雖然最終六四天安門的成因,應歸諸於學生無法掌控學運走向,所提出的要求莫衷一是,削弱了學生和黨對談進而處理問題的可能性;然而,共產黨內的長久之來的派系爭鬥也可列為重要原因之一。於是,六四天安門可悲的不只是失去了年輕的生命,而是同時也失去了黨內的政治改革支持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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